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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措施

发布时间: 2021-04-11 01:48:39

1、西方福利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和背景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滞胀”局面,社会福利制度也陷入了重重困境。西欧发生“福利国家危机”,美国出现“福利困境”,日本惊呼21世纪年金制度将要“崩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出了“福利国家在危机中”的警告。可以说,各国面临的重重“福利困境”是后来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诱因。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面临的“福利困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困境。在各“福利国家”中,社会福利的各项开支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而使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严重的失衡。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都在不断增长。例如,英国自1990年开始,社会福利开支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1995年达到了最高值,占当年GDP的30%,瑞典、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境况也大体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开始考虑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二是失业困境。近几年来,西方福利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工业化福利国家内部大
规模的工业换代,使知识和技术陈旧的工人和教育不足的青年都成了这种转型换代的失业者。除此以外,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萧条也使创造就业机会的活动减缓。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失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业人群信心大减,造成了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虽然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失业造成的压力,但效果不佳,高失业率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三是公平与效率双重失衡。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财富分
配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其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在效益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
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处于疲软状态,甚至有些国家出现负增长;在公平方面,由于经济增长缓慢,西方社会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贫困现象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的存在,成了“福利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种现象和问题,充分说明“福利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四是观念危机。由于实行普遍的高福利政策,社会福利收入同劳动收入的差距逐渐缩小,如瑞典
的社会保险给付甚至相当于一般工人工资的50%。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不愿工作而过分依赖社会福利为生的消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好逸恶劳现象的滋生,有害于社会勤勉精神和工作道德的建立,使得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减退。另外,高福利由高税收支撑,沉重的税收负担,也阻碍了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二)理论依据
改革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就为西方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提
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70年代,“滞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制度模式的迷信和追求,高福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为解决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只应向社会上无自助能力的群体提供社会福利,而其他群体则应通过市场渠道或依靠家庭来满足自身的保障需要,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培养自我保障意识,家庭也要对其成员承担责任。他们认为,当前的福利制度使人们养成了依赖政府的习惯,削弱了家庭保障功能,降低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认为只有运用市场的力量,通过商业保险等私营计划来分担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才有可能最终解决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福利财务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针对福利国家的弊端,强调个人、家庭责任和市场功能,为西方国家进行社会福利政策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消除实行普遍福利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摆脱所谓的“福利困境”,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
始,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各自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随着高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在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方面力不从心,政府财
政无力供给庞大的福利支出需要,因此,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为了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各国都在努力让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逐渐向私营部门转移,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私人化”、“资本化”。“资本化”即鼓励私营部门以职业年金与私人养老计划、医疗计划形式参与福利资源的配置,导致福利管理中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兴起②。“私人化”,即政府尽量缩小干预社会福利的范围和项目,把这些项目交由非政府志愿机关、工人合作社和其它社会团体承担。以瑞典为例,社会福利一直是以国家福利为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提倡和支持企业在国家福利的基础上开展补充保险、经营保险和行业保险,提倡和鼓励社会保险向“私有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发展。
(二)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各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上限,甚至取消上限;提高社会保险费率,包括提高职工的保险费率和雇主的保险费率;征收社会保障所得税,对退休金、疾病保险金、残疾补贴、失业救济金都收取一定的税。修订社会保障金的调整办法,过去普遍实行“社会保障金自动指数化”制度,即社会福利待遇标准自动随着物价、工资或生活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现在改为限制保障金的增长,从而减少社会保障金的支出。
各国增收节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退休年龄。例如,美国规定67岁退休,法国、意大利规定
65岁退休,瑞典将原退休年龄60-65岁延长到65-67岁。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通过延长劳动者
的工作年限来延长社会福利的缴费期限,对社会福利计划产生潜在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工作年限的延长又会减少受保人领取年金的期限,从而减少社会福利计划的日常支出,增加社会福利基金储备。
(三)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
“工作福利”是指凡接受政府福利补助者,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例
如,澳大利亚规定,失业救助金领取人必须努力寻找就业机会,并接受政府安排的再培训计划,否则剥夺救助金领取资格。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后,社会福利金就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
(四)改善社会福利管理
改变社会福利的管理体制,完善并增强社会福利的依法运行机制,使社会福利的行政管理、事务经
办、监督控制三者分开,这是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个共同取向。另外,各国还严格审查福利资金发放的资格条件,缩小覆盖面。比如,养老金支付的年限要求,疾病、失业的天数要求等。例如,荷兰、比例时等国采取对申领福利补助的公民规定一些附加条件,以促进相关人员的劳动愿望,减少非正常失业人口。
(五)调控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运营管理
各国为了使社会福利基金保值增殖,并更好地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纷纷通过立法对社会福利基金
的投资结构和运营管理采取新的措施。转变社会福利资金支出,如削减公共福利支出,限制国家退休金发放量等。虽然各国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旨在改革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是对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修补,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保持不变。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手段之一。另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社会福利体系是经过去100多年的发展演化而形成的,其基本框架的合理性与完备性勿庸置疑。这是各国保持原有福利制度基本框架不变的另一重要原因。

2、法国的养老金制度?

22日,经过漫长的辩论,法国参议院通过了退休改革法案,法国人领退休金赋闲的年龄,将从目前的60岁推迟到62岁。

3、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为什么需要改革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传统制度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统筹试点及实施阶段;1995年3月以后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阶段。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三个阶段中,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是1995年3月《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发布后付诸实施的三项原则规定,其中心内容是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转变。从1997年开始,我国加快了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这一阶段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最快、成效最为明显的时期。近几年来,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进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统一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后,各地认真组织落实,基本上实现了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个人账户规模和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统一和规范,实现了新老制度的衔接和平衡过渡。1998年,国务院决定将铁路、电力、邮电、石油等11个行业养老保险统筹移交地方,实行属地化管理,理顺了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增强了省级统筹功能,对确保养老金发放起到积极作用。(2)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2003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50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70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1646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3860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518万人和252万人。全国企业参保人数为13882万人,比上年增加603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032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3557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395万人和208万人。基本上做到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始终把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作为中心工作,狠抓落实。通过各渠道筹措落实资金、夯实工作基础、建立月报和重点督查制度,基本上做到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3)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失时机地启动了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确定了100个城市进行试点,分片召开了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座谈会,并派出工作组进行督导,经过努力,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02年,全国有1434万名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管理率达到40%以上。到2003年末,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人数达到29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499万人,社会化管理率达到84.5%。(5)建立了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几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养老金调整机制,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企业离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水平已从1997年的415元提高到2002年的625元,增长了50%。在历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时,都注意了向退休早、养老金水平较低的部分人员倾斜,较好地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6)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进展顺利。2000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并于2001年7月在辽宁省进行试点。试点主要内容是调整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在职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应对老龄化积累部分基金。2001年7月至今,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7)基本养老保险金征缴工作成效显著。200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680亿元,比上年增长16%。其中征缴收入3044亿元,同比增长19.3%;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3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74.3亿元。200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122亿元,同比增长9.8%。期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207亿元。

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提前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给我国尚处于在转型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暴露出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养老保险基金隐性负债负担沉重

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与日俱增,原因之二是转轨成本。转轨成本包括:已经到退休年龄的老人在新制度中没有履行缴费义务却要享受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已经到中年的职工在新制度建立前没有履行缴费义务但到退休年龄后要享有法定养老金的权利。由此产生了两种人的养老金收支缺口,直接构成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担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传统退休养老制度与正在建设中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现实责任便无法划清。不同地区间,即指老工业基地与新兴城市,历史负担不平衡,造成各地区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畸高畸低。如武汉等老工业基地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达到工资总额的24%以上,而深圳特区的企业只要缴纳工资总额的 6%,高低相差18个百分点。这种不平衡直接恶化了地区之间的竞争环境,同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负担因缺乏消化渠道,自我承担责任只能依靠很高的缴费率,而且还无法满足离退休人员增长所带来的养老金需求增长的需要。因此,一些地区只能运用个人账户基金来弥补缺口,从而使个人账户变成空账户,统账结合的新制度蜕变为空账运行制度。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02年底,国内养老保险金积累的个人空账规模为4800多亿元。如果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控制不力,企业缴费没有大的改善,再加上未来几十年人口的剧增,就会出现支付难问题,更不可能实现满足积累养老基金的目标。

2.立法层次不高,约束力不强,法制建设明显滞后

养老保险实质上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具体的制度安排必然牵涉到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分担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只有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才能真正集中体现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意志,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发展战略基本形成,但建设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法律依据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保险条例》,虽然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和通知等,但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强制性、权威性和延续性。因此,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体制建设迫切需要出台一部新的、具有权威性的、强制性的和延续性的《养老保险法》,以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3.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随着整体收人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传统大家庭文化发生了改变。例如,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为3.44人,比第四次人口普查的3.96人减少了0.52人,比第三次人口普查的4.41人减少了0.97人。在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16%为单身老年户。在有两个老人的家庭中,42%为一对老夫妇单独生活户。传统家庭观念受到挑战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与以往的多子女家庭相比较,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更多的娇惯,形成自我中心的性格,成年后承担赡养老人的自然人感大大降低。此外,由于实行了几十年国家通过企业包揽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制度转型的条件下,许多家庭没有养老保险计划,甚至没有意识到对养老进行充分的储蓄。

四、深化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措施

1.弥补隐性债务,做实个人账户

弥补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不仅资金需要量大,而且影响深远。实践证明,试图用养老统筹基金偿还历史债务是行不通的,政府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可行的方式包括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发行长期专项债券、财政支出等手段。在弥补隐性债务的基础上,将目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逐步做实,达到积累的目标。将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账户基金分开管理,通过不同的组织机构,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这样既可以明确政府和个人在养老问题上各自承担的责任,同时也避免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之间的资金挪用。此外还要求个人账户基金采用完全积累制,只有到个人退休时才能使用。

2.不断探索新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

在目前基金规模不大、基金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不成熟等现实条件下,采取以购买国债为主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允许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据在烟台、上海等地的调查,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率一般在5%左右,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除去管理费用,仍有一定的积累结余。若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可进一步提高盈余率。同时,可以尝试推行投资委托代理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投资,可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也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与基金管理机构要同投资主管部门及投资机构加强沟通与协作,但也应当保持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自主性和独立性,因为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保险公共后备基金,安全性的维护仍然是最重要的,也是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责所在。

3.加强社会养老保险法制化建设

工业化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和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通常都是以立法机关制定或者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为先导,以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为条件,然后才具体组织实施。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已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100多年,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趋势来看,加快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步伐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当前我国应该尽快颁布《社会养老保险法》、《社会保险法》、《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和改革进一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4.积极推进城镇养老保险信息化建设

全面启动“金保工程”,建立覆盖辖区内各城市全部参保人员和单位的集中式资源数据库,市域网延伸到业务经办窗口和相关服务机构。完成社会保险数据中心建设,实现省一市联网和中央一省互联,网上传输养老保险费用监测数据,建成全国网雏形。

5.在制度安排上重视家庭保险的基础作用

养老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家庭保险不仅符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格局。可以通过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来维护甚至放大家庭保险的功能,如对家庭养老提供政策优惠乃至补贴等。比如台北市将2002年定为珍爱家庭年,并通过家庭减压政策、家庭健康政策、家庭扩散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来补充和扩大家庭保险的不足,就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在制度安排上要重视家庭保险的基础作用,选择适当的家居方式并且进行家庭内部收入转移,使之成为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弥补了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保险低水平与覆盖面有限的不足。

4、欧洲还能继续“福利”下去吗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商业区,一女孩在街头举着“从此以后,欢乐不在”,用此来形容债务危机给国民带来的影响 养老金引发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上,如何处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一直是一个难题。危机期间,欧洲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开支要从政府部门做起 2009~2010 年,多数欧洲国家陷入经济增长放缓、失业增加的困局。各国为刺激经济推出的救市计划增加了政府预算的负担,欧洲福利国家公共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可以说,福利国家制度对欧洲各国平稳渡过金融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来说,福利国家改革的压力也明显加大。 以“高福利”著称的欧洲,还能继续“福利”下去吗? 裁员!失业! 危机期间,欧盟国家失业率迅速上升,平均失业率由 2008 年初的 7.3% 上升到 10% 。 2009~2010 年,欧洲国家失业率增幅最大的是爱尔兰,为 4.4% ,失业率高达 13.8% 。紧随其后的依次为斯洛伐克、丹麦、西班牙、捷克、匈牙利和希腊,失业年度增幅为 2.2%~4% 。 与失业率上升的抽象数字相比,充斥报端的裁员消息对欧洲民众造成更大的心理冲击。此次欧洲国家裁员潮的特点是,跨国公司、大企业和支柱产业成为裁员的重灾区。 2009 年 12 月,美国在线宣布在欧裁员 2500 人,员工可自愿离职,否则将强制裁员。 2010 年 6 月,米其林公司决定在法国裁员 1000 人,关闭里尔附近的一家工厂。据德国化工业经理人协会的预测, 2010 年德国化工业可能裁员 6200 人。 造成欧洲国家失业数量急剧增加的原因很多,行业差别很大。金融业裁员是危机的直接后果,主要原因是业务量下滑和利润减少。大企业裁员则是因为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概括而言,欧洲国家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则是经济不景气造成的需求和投资不足。 以重灾区希腊为例,该国 2009 年底失业率达到 10.3% ,预计 2010 年还将有 10 万人失业,失业率达到 12% 。希腊全国商业联合会对该国 1082 家企业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希腊每 10 家商业企业中就有 7 家企业预计 2010 年的销售额和收入将下降; 90% 的企业 2010 年不准备做任何投资; 30% 的企业将大幅裁员。 企业裁员直接损害了员工的利益,但由于裁员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结果,工会抗议与谈判的能力都受到制约。同时,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即使是在暂时没有受到失业威胁的企业,工会提高职工工资福利的努力也遇到很大困难。在推崇 “社会公正”的欧洲,这意味着劳资关系的天平进一步向资方倾斜。 不仅如此,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压力,欧洲各国政府先后动用公共开支救市。反危机造成的支出增加不仅加重欧洲国家公共开支的负担,而且对福利国家制度造成潜在的威胁。因此,这种做法受到欧洲左翼人士的猛烈批评。 欧洲不少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以法国为例,围绕着萨科齐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养老金改革,就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 2010 年 3 月 23 日 ,法国 180 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养老金改革。 6 月 24 日 ,法国工会再次发动全国罢工,抗议政府延长退休年龄的计划以及修改国家退休制度。 欧洲社会正处“焦虑”状态 比社会抗议活动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欧洲社会心理的变化。用法国负责调解民众与公共管理机构关系的“共和国调解专员”德勒瓦的话说,欧洲社会目前正处于“焦虑”状态,民众普遍忧心忡忡,对未来信心不足。 客观而言,危机并未对多数欧洲民众的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但是,媒体所渲染的债务危机、大量失业和削减福利的消息,还是加剧了欧洲社会心理中的焦虑情绪。 这种情绪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层面。其一,由于担心欧洲的国际竞争力持续下降,经济前景暗淡,部分欧洲公众反全球化的情绪上升。这方面最明显的迹象是各国极右翼势力都有抬头的趋势。在 2009 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丹麦、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奥地利、荷兰的极右翼党派均获得了席位。这些政党的纲领都具有反全球化的内容,如强调民族主义,主张驱逐外来移民以及阻止土耳其加入欧盟等。 其二,对政府的救市和改革措施产生怨气,甚至由此对政府失去信任。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各国政府都面临着来自民众的强大压力,支持率持续下滑。 2010 年 5 月底德国民调显示,只有 20% 的民众对现政府表示满意, 58% 的被访者认为前政府要好于现政府。默克尔本人的支持率也降到了 48% ,为 4 年来的最低点。 2010 年 4 月,法国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已有 65% 的受访民众不希望萨科齐参加 2012 年的法国总统大选。 其三,社会各阶层之间分裂加剧,相互之间的不满情绪上升。金融危机使欧洲的金融机构饱受指责,很多人反对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挽救这些企业。同时,作为福利国家制度最大受益者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也受到很多批评,要求降低其福利待遇的呼声很高。在意大利等国,民众已根据自身的利益分为两派:一派要求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防止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派则反对作出牺牲,准备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左翼人士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论点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 2009 年底英国广播公司( BBC )公布的对欧盟 27 国民众的调查表明,仅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 23% 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 希腊:被激烈争议的退休年龄 各国政府救市开支造成的公共财政赤字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财政困难,其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变得尤其突出。其中,资金最多、牵涉面最广的是养老金问题。 欧盟国家的养老金困境由来已久,其基本特点是人口老龄化日益抬高养老金支出,公共财政不堪重负。由于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提高,欧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欧盟委员会估计,从 2015 年起,欧盟整体将迎来人口负增长。 2008 年,欧盟 15~64 岁劳动者与 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为 4:1 ,而到 2060 年,这一比例将下降为 2:1 。 危机期间,欧盟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因减税等原因普遍减少,同时须以巨资拯救金融机构和刺激经济增长。为防止出现债务危机,欧盟各国纷纷紧缩财政,对庞大的养老金支出显得尤其难以承受。金融危机还使欧盟各国的养老金基金损失惨重。 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仅 2008 年一年,欧洲的私人养老金基金就缩水 20% 。在负担加重和财源萎缩的夹击下,不少欧盟国家不得不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顶住抗议的压力,对养老制度实施改革。 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希腊和法国。希腊养老金改革的关键问题是退休年龄。在原有体制中,希腊人工作满 37 年就能获得全额养老金。根据规定,某些女公务员甚至 40 多岁就可以申请退休。这种制度加大了希腊养老金的开支,减少了税源,造成公共开支的沉重负担。 2010 年 6 月,希腊政府提出法案,将获得全额养老金的工作年限增加到 40 年;同时规定,如果在 65 岁以前退休,退休金将每年减少 6% ;除非因健康原因,不允许在 60 岁之前退休。该法案在希腊引起轩然大波,民调显示, 29.6% 的民众认为政府应立即收回养老金改革法案, 19% 的民众认为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35.2% 的民众认为改革有必要,但欠公平。 但是,由于主张改革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希腊议会 7 月初还是通过了法案。总理帕潘德里欧称,“ 议会通过养老金改革法案是基于对希腊社会和下一代负责任的行为”,养老金改革是挽救希腊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金体系免于崩溃的唯一途径。 法国:就养老金缴费年限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 法国养老金改革的过程则更复杂。法国延长私有部门退休金缴费年限(从 37.5 年延长到 40 年)的“社保总制度”改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取得了成功,但要将其扩展到主要涵盖公务员、铁路职工等公共部门的 “专门养老金计划”中的过程则举步维艰。 1996 年朱佩政府的改革便以失败告终,直到 2003 年,拉法兰政府才延长了公务员养老金的缴费年限。 2007 年,萨科齐上台后延长了剩下的国铁公司、巴黎独立运输公司和法国电气燃气公司等三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 年限。但到目前为止,法国工人的退休年龄是 60 岁,德国则是 65 岁,而且计划在 2010~2029 年之间将退休年龄延长到 67 岁。 对法国而言,养老金开支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预计 2010 年的养老金赤字将达到 107 亿欧元, 2015 年达到 400 亿欧元。 2009 年底,萨科齐宣布在 2010 年将延长法国的退休年龄,在 2018 年以前逐步延长到 62 岁。此举在法国引起了广泛抗议。 民调显示,虽然 80% 的人认为有必要改革养老金体系,但 60% 的人认为提高退休年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大约有 36% 的人支持将退休年龄提高。 法国政府与各主要工会就改革的细节问题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但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法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仍然多数都与养老金改革有关。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萨科齐表示将坚定地推动改革,因为在改革问题上必须“保持连续性和持久性,现在停下来就等于摧毁我们之前的成绩。危机不能让我们停止改革,它反而催促我们更快地建立一套新的发展模式”。 2010 年 10 月,法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养老金改革法案, 11 月正式生效。 欧洲人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晚退休,要么少拿养老金 事实上,在欧盟范围内,养老金改革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改革的难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减少特殊群体的特殊待遇,其二是延长退休年龄。前者在各国的情况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而论,后者则是欧盟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延长退休年龄是养老金增收节支最直接的方法。 目前,欧盟正就此广泛征求意见。虽然,欧盟关于退休年龄的决议对成员国在制度上没有强制力,但还是在欧盟范围内引起普遍不满。事实上,正如欧盟委员会负责社会事务的委员翁多尔拉斯洛所言,在养老金问题上,目前欧洲人面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晚退休,要么少拿养老金。现行制度已经难以为继。对成员国而言,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推出养老金改革方案也许是出于无奈,难免遭遇政治压力。 从表面上看,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的主要是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通过开源节流就可以得到缓解。但更深层的问题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是按照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需求建立起来的。在后工业化时代,欧洲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通过改革,使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适应这些变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财政可持续性问题。 此外,如何处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一直是一个难题。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开支要从政府部门做起。 2010 年 5 月,英国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立即推出一系列削减公共开支的计划。财政大臣奥斯本决定率先削减大约 25% 的财政部员工,在未来 4 年中将财政部的工作人员从现在的 1350 人减少到 1000 人。由于这项裁减措施主要通过人事冻结和遇缺不补的方式来达到,所以并未引起强烈的抗议。英国工会人士预计,未来五年内政府削减开支的幅度若达到 40% ,可能会有 100 万公职人员失业。 公共部门裁员,目前已经成为欧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出现较大幅度裁减公务人员和公共机构的情况。 从理论上说,这种态势与福利国家的转型有直接关系。原来,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共性之一是“大国家”的行政主导模式,造成公共部门和雇员数量不断增加的局面,给公共开支造成沉重的负担。福利国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调整这种模式,在缩小公共部门的同时,以更加灵活高效的方法提供公共服务。 如此来看,危机期间庞大的财政赤字,也许恰恰可以减少人们接受改革的压力。从这种意义上说,本次危机也是欧洲国家养老金改革的一个契机。

5、智利养老金制度私营化改革为什么会受到世界银行的推崇

智利模式以个人为直接责任主体,采用完全积累方式,从而在减轻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劳动者代际之间的矛盾;
其私营化、资本化管理给养老基金带来了较高的投资回报,也为避免传统社会保险型或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对策思路;
此外,智利模式实际上是迫使国民储蓄,它对于改变智利国民缺乏储蓄偏好的传统,进而增加国民经济建设资金的来源显然具有非常直接的效应。

客观说来,智利模式在智利的20年实践总体上是成功的。政府未来长期责任的减轻、国民储蓄的持续上升及养老基金运营效益的显著增长等,是智利模式20年来尤其是前10年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些成就表明市场机制的应用能够创造出相应的效率、个人责任的强化可以直接减轻政府所负的责任而这两点恰恰是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所欠缺的。
智利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改革,因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养老社会保险模式,且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些成就,从而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对象。养老保险基金私营化管理也被另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视为值得仿效的榜样。美国、欧洲国家乃至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都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智利模式。

6、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制度有哪些具体规定呢?

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传统的公共养老金计划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基本模式与运营机制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所进行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正是这一世界性潮流的反映。《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4)》大力提倡三支柱的养老体系,就曾以澳大利亚作为成功的案例。作为一种典型模式,澳大利亚的养老体系在制度构建、运行机制、监管安排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能给我们提供许多启示。 在1986年养老金制度改革以前,澳大利亚人退休所能够领取的养老金主要有两种,即联邦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和自愿性的职业养老金。前者是符合一定条件的澳大利亚公民所享有的一种福利,作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来源于总税收,目的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虽然覆盖面广,但是保障程度很低,替代率只有20%多;后者是一些雇主为吸引并留住某些特殊员工或为了奖励业绩优秀的老雇员而提供的,覆盖面很窄。然而,日益加速的老龄化进程和巨额财政赤字困扰使得澳大利亚政府越来越不堪重负,于是,养老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澳大利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强制雇主为其雇员提供一定比例的职业养老金,并由私营机构运营,这就是所谓的“超级年金”(Superannuation)。1986年,执政的工党与工会达成协议,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通货膨胀,雇主应给予雇员6%的工资增长作为补偿,但只将其中的3%以工资形式发给雇员,另外的3%则作为雇主为雇员缴纳的职业养老金费用,存入行业基金的个人账户,这就是生产率裁定职业养老金。1991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立法,要求雇主为其雇员向经批准设立的职业养老金基金缴费,这就是著名的超级年金保证制度。为了保证大多数雇员有足够的养老金积累,1992年6月,《超级年金保证费法案》规定了雇主应为其雇员向合格职业养老金基金缴纳费用的最低标准,从1992~1993年度的3%~ 4%,逐渐增加到2002~2003年度的9%。超级年金覆盖了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工作人口,其所提供的养老保障在整个养老体系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它的实施标志着澳大利亚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建立,政府、雇主和雇员共同分担了养老方面的责任。 对比澳大利亚,中国的养老问题更加突出和尖锐。第一,我国老龄化的速度快,程度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老年保障问题本身就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结构在短期内发生巨大变化,使得老龄化的来势更加迅猛。第二,中国的老龄化是在经济向现代工业化转变过程中发生的,这一点与经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澳大利亚有明显的不同。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们是“未富先老”,因而矛盾更为尖锐与突出。第三,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迅速解体,新制度的建立也更为紧迫。传统现收现付体系内生的隐性债务与艰巨的企业改革交织在一起,导致高昂的转轨成本,政府在养老方面面临严重的资金压力,财务负担越来越大。如何构建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健康、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成为决定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和谐发展、市场化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7、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其中,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老有所养,是重大民生工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给人们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对经济发展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保险能否兜得住?
并轨扩面
养老改革啃下硬骨头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关系着每个人年老后的生活,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社会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柱性制度安排,肩负着维系国家长治久安与人民世代福祉的重大责任。而养老保险又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支柱性制度安排。养老保险改革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中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项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
把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放在“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的重要位置,如何理解?
郑功成表示,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化解养老后顾之忧,维护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正与文明进步。二是优化制度结构与功能,均衡并适度降低法定劳工成本,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三是平滑个人收入,提振居民消费,持续助力经济增长。“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利于惠民生、促公正、稳预期、助发展,既是稳中求进的重要基石,又是稳中求优的重要方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3年来,养老保险领域多项改革措施出台,啃下了不少硬骨头。
——由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同构成的法定养老保险体系正式形成。
——养老保险覆盖面取得新飞跃。2014年,启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截至2016年9月底,领取养老金人数达到2.4亿人。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机制明确。
“最近,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把‘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是对近年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的肯定。”郑功成说。
改革提速
坚持统账结合不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这引发不少人畅想:养老保险改革举措推出不少,还会有哪些改革?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形成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促使养老保险制度从单项突破向总体优化转变,最终使养老保险制度走向成熟定型。”郑功成表示。
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应该围绕什么?郑功成说,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5个部分。一是明确发展目标,即养老保险要追求制度统一、均衡责任负担、保障适度水平、完善多层结构、维护公平公正。二是确定多层次架构及其功能定位。即以基本养老保险为根本,辅之以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积极发展商业保险,建立起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三是均衡责任主体的负担,即政府、用人单位与参保者个人的负担相对均衡,同时逐步降低用人单位缴费费率。四是尽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以更高层次社会统筹充分体现社会公平。五是设计合理过渡方案,为实现顶层设计目标提供操作依据。
基本养老保险是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和根基。一段时间以来,基本养老保险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是否要在此轮改革中调整,一直存有争议。“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工作总基调,也应当是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总基调。我国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一点不会变。那种主张大账户或全账户制的观点,不符合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常识与规律,只会导致制度异化。”郑功成说。
据了解,我国养老保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在基金筹集上采取传统的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模式,实行社会共济,在养老金计发上强调个人账户养老金激励因素。经过20多年发展,这项制度运行平稳有序,效果总体良好。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进一步完善个人账户制度,但坚持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前提没有变。
迎接挑战
通过改革实现全国统筹
我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1.77亿人,已占总人口13.26%。公众对于养老保险高度关注,格外担心可能出现的风险。特别是近两年,“养老保险不保险、一半省份靠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扩大”等说法时时冒出来,更让参保者紧张。
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可靠?改革将如何增强养老保险可持续性?
“老龄化的确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巨大挑战,但并非不可应对。”郑功成解释,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可靠,不取决于一时一地之基金多寡,而取决于责任分担机制是否合理、取决于能否根据人口结构等变化对制度进行合理微调。我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5.9万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累计节余约4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还管理着约2万亿元战略储备基金。这些数据表明,养老保险基金状况良好。此外,我国还有2亿多青壮年劳动者应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平均退休年龄54岁左右,第二、三层次养老保险发展空间巨大。这些因素对于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都非常有利。
郑功成认为,对养老保险制度有必要澄清3个认识误区。
——财政是否应当补贴养老金支出?“回答无疑是肯定的。这不仅是国际惯例,更是确保老年人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正常途径。我们可以探讨财政补贴方式,但不能否定政府财政对养老金制度应当承担的法定补贴义务。”
——眼下局部地区出现收支缺口是否必然导致全局性风险?答案是否定的。这只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采取地区分割统筹导致的结果,未来应通过改革实现全国统筹。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会不可持续吗?“这种悲观看法没有根据。包括德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制,都在稳步持续发展。我国有数以万亿元计的战略储备基金与滚存结余基金,还有巨大政策调控空间。只要加快改革步伐,构建起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一定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郑功成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值得信赖,是可靠的制度安排。随着改革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不仅能为全体人民提供晚年生活稳定安全预期,也将为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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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措施有哪些

一、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二、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人员范围是哪些?(一)按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三)公益一、二类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管理规定确定参保人员范围。对于编制管理不规范的单位,要先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理规范,待确定工作人员身份后再纳入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四)编制外人员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五)对于目前划分为生产经营类,但尚未转企改制到位的事业单位,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仍继续参加;尚未参加的,暂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其转企改制到位后,按有关规定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具体法按国家和我省的相关规定执行。三、已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否要建立职业年金制度?不建立。可依据企业年金法建立企业年金制度。详情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