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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华生

发布时间: 2020-09-24 23: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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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推进竞争类国企改革

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下帷幕,稳中求进依旧是总基调。在多项宏观政策动作中,国企改革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今年下半年,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拉开序幕,至年底,方案已下达各央企。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国企改革目标则更为全面和宏观。未来,资本市场或将在国企改革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但国企改革更为深层次的要义,在于实质的政企分开,若不能在此有所突破,纯粹的募集资本,改革就不能击中要害,也将风险重重。
刚刚落下帷幕的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阐释“新常态”下的九大特征,提出了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可以预见,稳增长将成明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促改革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承担起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使命。而在诸多改革举措中,国企改革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可能也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稳中求进,进一步加强改革
或许我们必须承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可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的潜在后劲得到最大限度释放,资源环境压力开始加大,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并倒逼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此,中国经济必然要从结构粗放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面临增长压力转向面对多重挑战,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因此,稳中求进,是一个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增长,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发展的必然阶段。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15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目标。根据人民大学赵锡军教授的解读,这是创造稳定宏观环境、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所谓的稳中求进,“稳”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平稳,而“进”是要进一步促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其中,提高质量效益是核心,调整结构激发活力是持续的关键。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心骨,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无疑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和其他一切市场主体一样,国有企业必须适应未来的市场竞争和发展趋势。不难预测,未来资源集约利用将成为主流,人力资源成本也将不断上升。过去那种依赖投资保证增长,依赖政策获得效益,依赖垄断屏蔽竞争的模式,注定不可能再长期持续。先进的产能、先进的生产力将不断催生与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并退出历史舞台。如果说在上升的经济周期里,落后只意味着增长慢或被超越,那么在下行的经济周期中,这一趋势甚至可能会演变为被抛弃和被淘汰。换句话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将可能再一次走上不得不改的十字路口。
因此,今年年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已经为明年宏观经济政策提前定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预计明年会进一步推进金融、国企、财税等关键领域改革,同时将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相结合,使经济平稳运行。其中,国企改革总体设计方案将加速出台,目前已有20余个省份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国资委也启动四项改革试点、中石化等企业也迈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性步伐。
据报道,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分别牵头制定完善国资改革的相关方案,国资改革的总体设计文件可能会在2014年底或2015年初出台,对改革的操作原则、总比例的把握、完成进度做出进一步的明确和落实。顶层设计方案将包括两个文件,一是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二是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有研究表明,国企改革可能会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打破行政垄断,改革自然垄断。石油石化、电力、铁路、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将放开竞争性业务,许多原先存在行政垄断的服务业(文化传媒、金融、医疗、教育等)也将放松管制,从而为民间资本提供大量投资机会。二是解决“一股独大”痼疾。采掘、钢铁、化工、建筑、公用事业等国企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情况比较严重,向非公资本出让股权的空间很大。三是国有资产证券化。各地国企改革均强调要提高国企资产证券化率。多数省份的2020年目标为60%,而当前多数省份国企证券化率不到30%,提升幅度可能较大。四是混合所有制的将采取“一企一策”向前推进,各个国企在股权多元化的参与方、董事会建设、股权激励、员工持股等多方面改革时将有所差别;不同的国企将在改革中呈现出不同的进度和步伐,先改革、改成功的国企将为后改革的国企提供借鉴和带动。
资本市场或成国企改革的助推器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成功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往往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息息相关。而每一轮改革的核心,都在于提高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高科技浪潮中独占鳌头,缘于其高效的资本和科技的对接机制。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特别是1971年推出的NASDAQ(纳斯达克)交易系统,成为连接起“经济—资本”链条最为关键的一环,促进美国引领了全球高科技浪潮,也成为其经济在科技创新方面至今还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前面提到的国企改革的四个方面,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市场对于国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可转债,以及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等,提供了一套融资方和投资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可以成为推动企业自我完善和革新的基础平台。在我国,通过资本市场,不但可以大幅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有助于为国企改革提供更多的资金,还可以帮助原来承载着沉重社会负担的国有企业轻装上阵——这在过去十余年的债转股改革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3年实现国有企业脱困”的目标。之后,国有企业的脱困改革中,资本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推动国有企业“债转股”改革,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二是以上市为导向,促使和帮助国有企业建立了规范的现代公司法人结构。三是推动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上市融资,有力地提高了国有企业自身实力和行业竞争力。
在这场“债转股”改革中,债转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原来的70%以上,降到50%以下,当年可减少企业利息总支出高达200亿元左右,80%以上的债转股企业可以实现当年扭亏为盈。在制定债转股方案时,充分考虑了债转股的股权退出通道——即在资本市场上,通过股权转让、企业回购或重组上市等途径收回资金。而且,实施“债转股”改革,不仅减轻了企业债务负担,盘活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化解了金融风险,还有力地增大了资本市场的规模,实现了国企、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多赢局面。
资本市场发展二十年来,也催生了一大批优质的国有上市公司,它们不但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也代表着高效配置资源的发展方向。有数据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经营状况都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国有上市公司在就业人数和员工薪酬方面实现双增长,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和全民富裕的重要促进力量。无论从就业人数还是人均薪酬来看,国有上市公司都已经成为全国工商企业中的典范和榜样。
此外,资本市场还可以帮助推动并购重组,整合经济存量,推动产业升级。国有企业改革不应当错过下一阶段的产业整合和并购机会。资本市场正可以提供这一高效的并购平台。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五次并购浪潮,其中第一次浪潮中,3000多家中小企业被兼并,使得大部分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竞争减少,彻底改变了经济结构,提升了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以JP摩根为代表的诸多投资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大量融资和交易方案的设计服务。
而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也离不开并购重组市场。不论是地方中小型国企的转型重整,还是大型国企的产业升级,并购重组都是效率最高、也最为市场化的途径。而资本市场不但能为此提供充分的资金,还能够让企业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途径,获得充足的支付手段。被并购的企业或资产,也可以通过换股等形式,分享上市公司资本溢价带来的“红利”。此外,还可以让更多的民间资本,通过换股入股的方式,进入国有企业或长期国营的行业领域,从而撬动民间资本,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中央与地方的齐头并进
和以往的国企改革不同,本轮国企改革可能需要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以同样的力度共同推进。因此,今年7月15日,国资委在宣布启动央企“四项改革”试点的同时,也发起地方国企改革行动。体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和安排,既有广东、天津、福建三个新的地方自贸区的试点,又有广东、上海两地地方国企改革的试点突进。本轮国企改革将很可能体现为多点开花、央地并进、模式多样的全新形态。
在新一轮央企改革试点中,以中粮集团为代表的六家央企入选。六家企业对应着三项改革试点。一是中央企业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入围;二是中央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中国医药集团、中国建材入围;三是中央企业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中国建材、新兴际华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4家入围。这些改革试点的核心,都是在于破除行政垄断与低效陋习,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突破口,打破产权垄断和市场垄断,实现国资布局优化和企业制度完善。
因此,在中央层面,大部分企业已经完成产业整合、债转股脱困和上市融资以及资产证券化。本轮的重点主要是在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典型如油气、铁路产业链民间投资低、行业供需矛盾突出,是改革的重点区域。而在地方层面,资本市场介入国企改革的力度尚显不足。因此,各地都提出了提升国有资本证券化率的目标。其中北京表示国有资本证券化率力争达到50%以上。甘肃提出2020年省级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证券化率超过50%。重庆则表示经过3至5年,将80%以上的竞争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
在上海和广东等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地区,本轮国企改革已经转变为实际行动。一些地方国企,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和整合产业链业务,通过换股计划或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实现资本优化配置。一些地方国企选择民企净资产收益率(ROE)较高、国企ROE较低的行业,开放门槛,让更多的民营资产注入。在收益率较高的领域,可以通过引进民资来达到国企做大做强的目的。而在经营效率低的竞争类行业,注入民资则具有激活企业活力的作用。总体上看,资本市场很可能在地方国企的改革中发挥更为活跃的作用。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重申新常态后,更加关注产业结构的调整、体制改革深化,更加关注如何扩大内需,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可以预计,国企改革将是明年的一项重要任务。与此同时,金融改革也在逐步推进。推进普惠制金融、资产证券化、资本项目开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努力,也将与国企改革全面对接,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和质量。可以期待,在未来的一年里,多管齐下的改革或许将会进一步推动社会转型,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确保社会有机体的有序和健康。
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走好政企分开这一步
“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试金石,是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不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改革就是花架子,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就走不了多远。”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说。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实现政企分开关键在于政府能否下决心割断政资、政企之间的关系,否则好像什么都改了其实什么都没改的故事就会重演。
评论周刊:有媒体报道国企改革总文件数易其稿仍旧没有出台,您认为迟迟出不来的原因是什么?
华生:应该很快就会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政策性很强,涉及的东西很多。我认为,跟大家一般认为的利益集团的阻碍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是要考虑周全。
评论周刊:虽然国家层面的改革方案没有出来,但是上海、山东等地已经公布了改革方案,这些方案有何亮点?国企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华生:这些方案都在中央讲的范围之内,虽然各有各的特色。但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走好第一步,就是通过改革使政资、政企分开。各地的方案都很花哨,都回避了政企分开的问题,这会使改革遇到很大的局限。就像中石油的引资,虽然动静很大,但是实际上就是一次募资行为,对于整个体制、机制并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如果不能在政资、政企分开上有突破的话,其他的东西最后可能还是个花架子,国企改革就走不了多远。政企分开虽然提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什么进步,这是最关键的所在,是最核心的问题。

3、打破国企垄断,行不行?

近期,反国企、倒国企等唱衰国企之声不绝于耳。先是两会前,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引爆国企改革热点。报告提议,中国应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招致国资委激烈反对。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在两会表示,“国进民退”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不怕与世行辩论。随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年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表示,国有企业已成为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连发6篇微博,驳斥张维迎,称“国企私有化论,必陷中国于劫难”。与此同时,美国一直对中国国有企业口诛笔伐,并提出所谓“竞争中立原则”。国企改革已经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竟国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私有化是国企改革的良方,还是毒药?究竟该如何打破国企垄断?国有企业有它本身的优势,作为国家经济调控的有效工具,为经济的平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国有企业在风险控制和抵御国际恶意商业行为的活动上成效显著。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效率被看做是最高的,而垄断市场做为其对立面,则被认为是经济效率最低的。由于缺乏竞争,垄断企业存在着高价格、高利润、低产出的低效率现象。而国有企业垄断的后果不仅仅是效率的严重低下,还有创新的源动力被扼杀。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由于掌握了定价权,无论它创不创新,价格是高是低,百姓都要买它的账,它都不会因为企业经营的低效率或缺乏创新而面临破产倒闭的危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创新艰难是最大的问题。国有企业需要打破垄断,重新走向竞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放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三个阶段的改革。到现在为止,地方上大量国有中小型企业已经基本完成改制,而大中型国有企业仍处于改制的攻坚时期。同时,尽管国有资本已从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中撤出,却在上游能源、资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点和困难之处在于打破利益集团壁垒。全国政协委员、中陆集团总裁王超斌今年带上两会的提案依然是《垄断企业改革》,这已经是他连续8年带来同一提案。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呼吁,放开玉米进口配额。在夹缝中拼杀的民营企业利润越来越薄,很多企业家不再专注实业,产业空心化趋势严重。而与此同时,有的垄断企业因为坐享垄断红利而缺乏创新动力,效率低下。即便是在美国经济严重受挫的2008年,被认为业绩飘红的中石油的净利润率也仅是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1/5,而中石油的员工总数却是后者的16倍。垄断无疑该打破,这个口号也喊了很多年,但垄断企业的地位依旧坚如磐石。国企改革肯定还要深化,而最重要的应该是政策和制度设计。当前国企改革不仅需要试点,更需要系统、整体的解决方案,这对制度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另外还要进行机制转换。其实国有企业一直在谈改革,但是怎样转换经营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怎样更加规范合理还存在需要改的地方。打破国企垄断,进行国企改革的另一个关键是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全国政协委员朱燕来在小组讨论中提到,推进政府改革应该首先从检讨和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开始,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参与要慎重,应向更专业和服务的功能转型。朱燕来认为,中国目前情况比较特殊,面临着复杂的转型,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化到城镇化转变。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参与其中。“但是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政府就应该考虑及时退出一些领域。环顾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表现出政府角色相对较小的特点,在这方面,中国香港非常典型,香港的行政部门非常小。”朱燕来说。在朱燕来看来,如果政府不能够及时转型,从一些领域中退出来,将会造成并加重行业垄断现象,同时会让寻租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政府和经济活动分不清,也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多的政策干预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阶层。朱燕来称,政府确实在一些经济领域参与太多太细,比如新能源、太阳能等,到底是过剩还是不足,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不应该由政府说了算,而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现在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腐败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政府参与经济太深,给了腐败以机制上的土壤。”从前面的论述看来国企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那回到开头所说的议题,要打破国企垄断究竟是不是只能通过私有化来解决?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表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一些上市公司,为什么不能减持股份,卖到社会上,卖给民间,然后把钱收回来,充实社保基金?”保育钧坚定地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他强调:“媒体说的国企私有化是在胡说,人家是把产权变现,怎么叫私有化呢?现在私有化这个词是西方来的,这种概念容易被幻想,作为资产阶级被批判,共产党执政以后这种说法过时了。”对于私有化和民营化的本质区别,保育钧指出:“一旦私有化就容易被瓜分,但如果民营化以后它还是一种资产,私有化就容易被消耗掉。”笔者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去推动改革。国企私有化非常难操作,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简单套用某种模式。更根本的原因是,只要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只能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把中国经济盘活,不能说只靠向国有企业开刀,还得要把民营企业做活,鼓励民间投资,这样才能藏富于民,共同发展。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垄断企业,非垄断型的国有企业也可以很好的参与市场的良性竞争。单就垄断性国企改革来说,政府和企业规划起来,必须是慎之又慎,垄断性国企现在占据的都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无论如何打破国企垄断,维护国家经济大局的稳定才是重中之重。作者:王钰杰湘潭大学金融与法研究中心

4、改革开放的成果

历经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沧桑巨变。在群星闪耀的30年进程中,资本市场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经济学家华生在讲这一句话时,平静的语调中透着一份沉甸甸的厚重感。

循序渐进至巨变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GDP翻了几番、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更大变化则在于人们的社会观念、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且这种转变具有不可逆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30年几乎超过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社会进步。”华生道出了所有中国人的感受。

经过这30年发展,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了中期,并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升,经济实力已进入全球前四,中国近代几百年以来的强国梦已开始实现。但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少风波。华生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怀疑与批评的声音。“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中国改革国内批评的声音多,而国际上则往往是肯定的多,外部反而比内部看得更清楚。”

华生认为,正确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是为了今后30年走得更好,因为今后30年发展任务更伟大、更艰巨。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接近2000美元,从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发展情况看,在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后都遇到了发展瓶颈,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今后30年,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非常巨大。”华生说。

他认为,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方向选对了。“即改革坚持了市场化方向,开放坚持了国际化方向。”其次,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正确。在中国历史上,方向对的改革却屡屡挫败,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戊戌变法等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而现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一次打破了这一怪圈,其中重要原因是选择了正确战略——“转化存量、发展增量”。即坚持“双轨战略”循序渐进,通过累积效应引发巨变,使发展又稳又快。“这使在每个阶段的推进中,支持改革的力量都能胜出。”

中国经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因为当时农村最穷最落后,变革的要求最强烈,改革阻力也最小;后来再到城市改革,包括价格改革等逐步推进。开放也是从个别特区开始,再到部分特区,然后在全国分梯度开放。

“中国改革始自经济改革,自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以来,实际上进入社会改革阶段。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等改革,都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今后中国还会进入政治改革阶段,这种安排也是坚持了循序渐进原则。”华生表示。

资本市场是重要成果

“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成就之一。”华生总结说。改革开放已经30周年,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到20年。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虽然比较短,然而其发展速度却非常快。我国股市规模、市值占GDP比重、交易量、交易系统的先进性等,都出现大幅跃升。“中国资本市场短短十几年时间,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国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股份制改革成果的推进。尽管改革开放前10年没有股票市场,但是前10年的改革为其出现打下了基础。“当年公司制改革、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等,为股市打下了基础。”华生说。

另外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对国企改革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当初单纯的股份制改造阻力重重,而且监管体系不健全,价值很难体现。“而资本市场出现以后,大家看到了上市的好处,看到了资本市场的魅力,这推动了大型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并推动了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

过去中国经济“血液系统”完全靠银行,因此金融风险非常大,累计的金融坏账数以万亿计。资本市场出现以后,逐步发展直接金融,减少了间接金融,降低了整个金融风险。“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开始发挥,有力地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应对新问题要有高超艺术

华生认为,经过30年改革开放,现在我国面临着高速发展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其中一部分是原来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没有完成的,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如价格体制尤其是要素价格改革,以及能源、资源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等,就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没有完成的地方。“另一部分是新出现的问题,比如当前的通胀、人民币升值压力、国际收支双顺差、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化、环境污染等,这些都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新问题。”

应对上述问题,华生认为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宏观经济管理的高超艺术。“有些问题可以通过改革进行解决,有些问题则并非单纯改革就能解决。如对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问题,不能简单地市场化、自由浮动就解决问题了,这样反而会出大问题。”

华生表示,在经济领域近年来出现两种问题交织,即经济改革的继续推进与宏观经济管理艺术的问题。“尤其是后一方面问题,即使将来经济改革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艺术的问题也将永远存在,就如当前的美国、欧洲国家等同样面临头疼的宏观经济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对宏观经济管理艺术要求更高。”华生坦言

5、美国学者华生说过:“给我一打健康儿童,我可任意改变,使之成为医生、律师等。”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

健康儿童也意味着有自己的主见和理想,用强迫的方法让他们选择职业,本身就是对心灵的施压,已不具备健康儿童的前提。

6、某外商欲购我“华生”牌电扇,但要求改用“钻石”牌商标,并不得注明“made in china",我方应注意什么?

很明显各位的答案都是有误的,希望各位考生不要被这些答案误解。
这个题目很明显采用的使定牌中性包装,是可以接受的。注意的问题可以往包装条款上面靠。比如包装的费用归谁负担,以及避免发生工业产权争议和侵权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