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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 2021-05-24 15:29:04

1、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微小型企业今后该如何发展?

1、完善自主创新机制,提高企业持续竞争力
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虽然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根本还在于企业简单依赖于物力、人力资源投入的增加,真正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核心技术、处于产业链高端的企业过少。民营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持续竞争力,关键还是要建立起自主创新的企业机制,一方面要强化企业内部的创新,努力创造人才、技术引进的良好环境。提高科研开发资金的投入,不断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和产品研发力度,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品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其二是强化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吸引企业外部的扶持。要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的联合与合作,共同研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各级政府要采取措施,制定有利于民营企业产业优化的产业政策,创造人才、资金、技术引进的宽松环境,逐步放宽民营企业在铁路、公用事业、证券等行业的准入限制,促进民营企业扩大其发展空间,逐步使民营企业的整体产业发展层次得到有效的提高。
2、内部培养提拔与空降并重,化解人才之困
不论是内部培养提拔和还是外部空降管理者,都是解决企业人才瓶颈的手段。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内部培养提拔应该是作为满足人才需求的主要手段和长远规划,而外部空降则只能作为解决紧缺人才和满足短期需要的配套手段,两者的地位不可偏废,更不可倒转,这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当然,不论是内部培养提拔还是外部空降,我们既不能认为内部培养的就是好的、对的,就是和自己一条心的,也不能认为外部空降的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或者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终确定正确的真正的人才。
3、走全方位改革之路解决融资难发展之困
针对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原因分析,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改善或缓解融资难问题:
(1)民营企业应增强内源融资能力。解决资金问题的顺序,首先应是内部挖潜,只有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才会想到对外融资,这种依赖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的过程即所谓的“内源融资”。发达国家的企业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通常占60%左右,我国民营企业的这一比重为65%。内源融资是外源融资的基础和前提,它有自主性、长期性、低成本和抗风险等特点,所以,民营企业必须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强盈利水平,从而增强自身的内源融资能力。
(2)鼓励民营企业直接融资。发达国家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资金,来自企业内部的利润积累和折旧约占60%,来自银行的不过20%,其余则是从证券市场及民间渠道获得。在我国,社会存款基本上都进入银行,银行安全流出的渠道又太窄,造成“水库爆满,禾田干涸“的怪现象[3]。要跳出这一怪圈,必须从源头上分流社会资金,允许企业开展如股权融资、债券融资、风险融资等多形式的直接融资。
(3)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但金融领域始终都是“玻璃门”、“弹簧门”,各类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根本无法进入。在美国,有上万家的银行,服务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大银行资金实力强,服务大企业,中小银行规模小,服务中小企业。我国也应采取这种金融服务方式,让各种类型的银行发挥各自优势,提供有特色、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包括批设民营银行,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服务民营企业,
(4)走产权多元化和法人治理之路
要降低中小企业的经营决策风险,提高其信用水平,增强其融资能力,中小企业必须走产权主体多元化的道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公司制改造。公司制企业不同于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财产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在这样的企业里,价值形态的财产所有权和实物形态的财产所有权相分离,投资者拥有价值形态的所有权,但不能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为所欲为。董事会作为企业法人财产的所有者,掌握着企业的经营决策大权。这种财产制度能有效地消除中小企业的经营决策由投资者独断专行的弊端。在企业财产制度创新的同时,还要构建科学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的股东会、监事会和董事会应相互制衡,董事会成员应多元化,它不仅应包括企业的投资者,而且应包括来自社会的独立董事及员工代表,以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和民主。

2、请问一下民营企业国内、外研究现状(成就与不足)和发展趋势是什么? 先谢过

转载以下资料供参考

家族式企业弊端与发展途径
综述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中有很多适合家族企业生存的特点,所以,经过近20年的迅速发展,用家族制的方法管理企业已经成为70%-80%的民营企业的普遍管理模式。从国际上看,即使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家族企业也是最普遍的企业形式,很多闻名全球的大企业也仍然带有家族的色彩。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达和经济日益全球化,纯粹的家族企业只是在一些行业、一定的范围内有着有限的生存与成长空间,不能成为市场竞争中的真正主角。当市场变革速度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时,完全由家族成员掌控的封闭式家族管理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弊端之一:组织机制障碍
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其内部会形成各类利益集团,由于夹杂复杂的感情关系,使得领导者在处理利益关系时会处于更复杂,甚至是两难的境地。企业领导人的亲属和家人违反制度时,管理者很难像处理普通员工那样一视同仁,这给企业内部管理留下了隐患。 家族式企业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特点就是,可以共苦但不可同甘,创业初期,所有矛盾都被创业的激情所掩盖,但创业后的三关——分金银,论荣辱,排座次往往给组织的健康成长造成了阻碍。当对待荣誉、金钱和权利的看法出现分歧时,亲兄弟之间、父子之间都可能出现反目现象。
弊端之二:人力资源的限制
家族式企业似乎对外来的资源和活力产生一种排斥作用。尤其是由于在家族式企业中,一般外来人员很难享受股权,其心态永远只是打工者,始终难以融入组织中。另外,由于难以吸收外部人才,企业更高层次的发展会受到限制。正如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所说:“家族企业最大的弊病就在于社会精英进不来。几兄弟都在企业的最高位置,外面有才能的人进不来,而且一家人的思维方式多少有些类似,没有一个突破点。大家各有各的想法,要决策某件事就很难,容易耽误商机。”
弊端之三:不科学的决策程序导致失误
决策的独断性是许多民营企业初期成功的重要保证,许多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靠的就是果敢、善断,因为抓住了一两次稍纵即逝的机会而成功的。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外部环境的变迁,企业主的个人经验开始失效,生意越做越大,投资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不像创业初期那样,一两次失误的损失还可以弥补回来。这个时候,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就显得越发的重要。
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关于家族企业的演变路径和发展趋势,国内外学者进行了饶有兴致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概括而言,基本上有如下观点:1、家族企业的发展是沿着家庭式企业—企业家族化-家族企业化-经理式企业的路径演进的;2、家族企业的发展是沿着原始企业-家族式企业-公众公司的路径演进的;3、家族企业的发展是沿着家族企业-合伙制企业-股份制企业的路径演进的;4、家族企业的发展是以家庭式企业-纯家族式企业-准家族制企业-混和家族制企业-公众公司的路径演进的。在具体的变迁路径上,大家的看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是沿着家庭式企业-企业家族化-家族企业化-公众公司这一路径演进的,而且对最终的演进结果,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家族企业最终必然演进为公众公司。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进行考证。
从现实情况来看,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家族型经营的发展表现出如下趋势:
1、所有权和经营者分离。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竞争的加剧,家庭和家族观念的转变,以及经理阶层的兴起,家族型经营难以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那些股份较大的家族只能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决策,企业的经营权落到管理专家们的手中,企业的两权分离从根本上动摇家族型经营的基础。IBM、福特、壳牌、摩托罗拉等西方的老牌家族企业都因为主动适应这种趋势而得以继续发展。
2、泛家族主义管理的盛行。家长式的管理将在家族企业中消失,但企业的家庭主义色彩仍然被保持和发扬。西方提倡带有家庭主义色彩的团队精神,在东方的日本,封建效忠主义和家族恩情主义的家长式管理正在被命运共同体平等主义的经营所取代,员工和经理一样是企业大家族中平等的一员。
3、家族企业进一步社会化。家族企业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和债券,向内部员工转让股份,向社会公益事业投资,使企业的所有权进一步社会化,企业的社会化在其经营宗旨上表现为更加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以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为例,公司的发展过程是松下幸之助个人股权比例不断下降和稀释的过程,从企业之初的100%下降到1950年的43%,1955年的20%,而1975年更猛降到2.9%,使松下企业的发展突破了个人和家族的局限,保证了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纵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绝大部分都成了公众公司。福特、杜邦、柯达、通用电气、摩托罗拉、迪斯尼,这些成为著名跨国公司的家族企业更是如此。其殊途同归之路就是家族企业发展方向的最好说明,也是对上述结论的有力实证。
家族企业要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终将演化为公众公司,这并不是由创业者或其继承者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从主观意愿来讲,他们更不愿意成为公众公司,因为他们不想丧失企业的控制权。这种发展的必然是由家族企业生存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在日益开放的经济形态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家族企业的内在缺陷逐步成为企业扩张的羁绊,制约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要想生存发展下去,变革自身,顺应环境就成为唯一出路。公众公司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过渡能有效完善其治理结构,变家族管理为职业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和强化制度效用,有效克服家族企业的人才和文化瓶颈两大内在缺陷,适应经济环境的变迁,避免被市场所淘汰而得以延续下去。

3、全国近几年民营企业发展现状的数据

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民营企业的现状究竟如何?产生的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适合怎样的管理模式和发展模式?民营企业想要做大做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民营经济怎样做才能真正走出去,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更大的背景从上个世纪开始讲起,上世纪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革命,第二件事就是改革,建国以前都是革命,1949年建国以后主题还是革命。1980年以前,一直在革命。以后就是改革。

开始是民族资本工业化运动,在农村搞公社,其主题,就是把私变成公,把民族资本改革到国有企业,农村里面搞人民公社,所谓变成公就是两种所有制,一种叫全民所有制,一种叫集体所有制。1980年两种公有制占中国经济几乎是百分之百。经济很不景气,问题很多,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就企业本身来讲,大量企业都是亏损的,维持不下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从80年代开始慢慢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 就是把公的变成私的。

首先是提倡个体户的发展,后来慢慢允许私人办工厂。中国的民营经济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当然还有很多下放青年到农村没事干,很多待业青年,还有下岗职工没事干,这样不得不允许他们干一些个体私营,这样是发展增量,按照公有制的存量不变,发展个体、私有增量。80年代后半期,主要是90年代,公有制的存量慢慢开始改革,把集体所有制卖给职工、厂长,分给大家,到后来把国有企业或者卖一个车间卖给职工、厂长,这样使得存量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分两块,一块是存量,后来增加了一块私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除此之外,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是存量改革,即把国有制企业逐步改为私有制,因此中国的民营经济是通过这两个办法发展起来的

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这么讲,现在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某些领域当中起到支柱作用,有一些产业逐渐起到骨干作用。这是从静态来看。从动态来看,在各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创造财富,包括我们提供就业。这20年来,民营企业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民营企业无论在增加就业、创造税收、提供财富、社会稳定方面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民营企业的问题一个是资本的问题,几十个亿、几十个亿的钱怎么挣那么快?民营经济资本原始积累的来历,我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财富是合法的。第二个,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通过自己的正常经营赚的。有两个少数,真正靠非法所得是少数。真正靠投机炒股票、炒地发家的是少数。

对少数人的暴富怎么看?要分两个方面来看,政府要检讨自己,为什么能够暴富?政府的政策漏洞太多,政府的政策就像企业的产品一样,产品质量太差,政策漏洞太多。一个不好的政策,漏洞很大的政策长期得不到修正,影响是很大的。很多人靠房地产暴富,比如北京或者上海一块地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工厂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地明确规定是国有资产的,企业有什么权利把这个地拿出来卖?

对民营企业来讲,最棘手的问题一个是融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靠自有资金是不够的,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无论从观念上、体制上还是技术上,对民营经济融资支持力度不如国有企业。怎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我有一个看法,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需要三“小”。一个是需要小银行,股份制的民间银行,由小银行为小的民营企业服务。第二个是小的担保公司。第三,发展小型的交易所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经历过的企业制度有这么几种,有国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股份制包括上市公司、家族企业。我个人看法,这几种企业模式里面最有优势的要算家族模式,当然每个行业不一样。中国这几年比如浙江、广东、福建经济发展很不错,浙江、广东、福建成了老板省,家家户户当老板。湖北、湖南、四川、东北、江西成了打工省,家家户户去打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差别来自体制。家族模式要不要改?要不要搞职业经理人?要考虑几个因素。第一个,要考虑企业的产业特征。第二个,要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个,看产业的外部环境。中国民营企业怎么做强有一个绝招,向格兰仕学习。中国企业最应该学习的是格兰仕。

中国民营企业现状

1、我国民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约占70%,股份公司约14.6% 。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由最大股东担任,且董事长和总经理合一的占绝对地位。少有外来的职业经理人专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治理是形式上的分权,实质上仍然处于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一的古典集权状态,没有达到所有权与经营权有效分离、合理制衡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2、民营企业中拥有管理股和技术股的不足10%,拥有职工股的企业不足20%,这表明:民营企业仍然停留在货币资本入股的方式,不重视管理、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股,股权结构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3、企业规模偏小,总体经济实力不强。
4、资本结构单一,融资渠道狭窄。主要是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5、家族企业占绝对比重,经营管理集权化。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约占总数的70%。
6、管理模式落后,从业者整体素质不高,忽视对人才的投资和管理。
7、企业文化定位模糊,缺乏对企业文化的本质认识和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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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经济克服了基础薄弱和先天不足等劣势,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客观地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正从发展初期向发展中期转变,向着更合理、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密不可分,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民营企业年产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扩大城乡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促进其发展,亟待加以研究、解决。本文正在此意义上对广东民营企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民营企业的现状和发展环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克服了基础薄弱和先天不足等劣势,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客观地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正从发展初期向发展中期转变,向着更合理、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从我国民营企业的形成来看,目前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一是从个体户起家,逐渐积累发展起来,或直接由家庭成员投资兴办的家族式企业;二是朋友、同事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企业;三是国营或集体企业通过买断转型的企业等。其共同的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归一个或少数投资者所有,其企业股份不断分散化、社会化。因此,民营企业从总体上看,虽然有其市场化程度高、经营灵活、社会负担轻等优势,但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1.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人们对民营企业的认识仍然存在着一些影响其发展的情况,如民营企业在融资等方面较之非民营企业存在着更多的障碍,尚未取得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待遇,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一些部门在履行其职能时,还存在
着不能一视同仁的情况,“两张脸”和“两个标准”的情况依然存在;在服务收费、子女入学等方面往往被提高收费标准,得到特别“关照”。这些情况的存在,使得一些民营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投资愿望严重弱化。
2.管理水平低下。我国目前的许多民营企业都选择了家长式管理模式,管理体制主要表现为“家族”和“亲缘化”特征,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式决策,经营者既是资产所有者,也是资产经营者。当企业具备一定规模,家长式管理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界限模糊,缺乏“纠偏”机制。
民营企业家的局限性、随意性往往易导致企业经营决策失误。
3.人才机制不灵活。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但现实条件下大多数民营企业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危机和信任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家落后的“资本雇佣劳动力”观念,认为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只是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只要有高薪,市场上多的是优秀人才,而没有从思想意识上真正重视过人才和他们的人格尊严。加之民营企业任人唯亲的用人方式,使优秀人才难以真正融入民营企业,因此,他们通常持打工心态,只关心眼前利益,对企业没有认同感和长期扎根的观念。
4.企业生命周期过短。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5000家民营企业,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只有430家,其余91.4%的企业已烟消云散,生存期超过8年的企业仅占总数的3%左右。
5.决策盲目,风险经营。民营企业的发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这在一个曾经长期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非常正常的,但却使一部分成功的经营者因此而淡化了风险意识。四面出击,盲目的多元化经营,过分的自信导致无法正确地评价自己,也无法正确地评价企业的成功。成功的经历强化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导致了决策的经验主义。
6.设备科技含量低,技术改造的相对滞后,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民营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这种生产模式注定了企业不可能拥有高科技含量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由于其先天的原因,较低的员工素质也制约了企业技术更新的速度。
二、发展民营企业的对策
1.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减少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影响。家族式管理模式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容易导致企业战略决策的失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所产生的专制和集权化倾向,无法适应企业对人才的更高要求。民营企业要真正建立起新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首
先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造。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就是控股化和集约化,充分发挥家长式管理模式的灵活高效的优势,还可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结合自身的情况,逐渐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转换、管理模式的更替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素质和人格的提升与完善。
2.正视挑战,实现政府管理体制真正转变。充分认识民营企业发
展面临的挑战,解放思想,树立与民营企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新观念,实现政府管理体制由管制向监控的真正转变。
3.健全法律制度,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民营企业的产权需要法制来保障,经营行为需要法制来规范。加强立法,建议有关部门及时清理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法规。同时,抓紧制定保护民营企业的条例,出台引导和约束民营企业经营行为的文件。要明确执法部门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的责任,对向民营企业敲诈勒索、乱收费、乱罚款、强买强卖及破坏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的人和事,必须及时处罚。
4.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企业素质。
未来企业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要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我国民营企业还存在着规模小、员工素质低的现象,还不能实现以人为资源优势来配置和优化其他资源。因此,提高企业内在素质,说到底还是要提高人的素质。企业规模、环境、装备水平以及产品档次和质量的内在差异,实质反映的是人的内在素质差异。民营企业必须要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真正做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激励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5.依靠科技进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民营企业多以传统产业为主,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和经济的杠杆,引导那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管理水平高的企业率先发展高科技产业。对民营企业自身来说,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必须加大技术开发的投入,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主导产品,增加技术装备,成为技术创新和开发投入及推广的主体。应实行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起开放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吸收消化国际上先进的科技成果,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民营企业更应更新观念,尽快强化国际化经营与竞争的意识,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来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
6.继续发挥政府在发展民营企业中的作用,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加入WTO后民营企业也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依然是影响民营企业的最主要的环境因素。政府应把握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把经济管理职能转为高效的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应扮演好两个角色,即领导者和服务者;政府必须给予制度支持、技术支持、信息支持、金融支持。

5、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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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人们发现了一种非常明显的现象:这就是工业的飞速发展。这是二十世纪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世界发展的标志。
现代工业起源于手工业。当手工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的时候,出现了原始的半机械化手工业,随着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机械化的工业,而机械化工业的发展,取代了原始的手工业。工业从原始的劳动力型向机械化转变,并且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企业组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机械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的企业。
大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从劳动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带来了企业经营者经营和管理思想的转变。工业的发展同样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工业的批量生产,使原始的易货贸易项真正的商业发展。因此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西方现代工商业非常迅速,因此西方的现代工商业管理思想也相对比较先进,这也使得西方社会的现代工商业发展得更加快速。
中国,从十八世纪开始,有些思想比较开放的手工业主和商人开始学习西方的管理思想,引进其技术和设备,开始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大批有志之士,开始了他们实业救国的梦想,从而也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展了一场振兴民族工业为主的工业革命。后来随着工业的国家化,使得中国的民营工商业基本消亡了。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许多“不安现状”的国人纷纷开始了投资办厂、投资经商,久违的中国民营工商业从新出现在中国社会中。
在邓小平等人的大力提倡下,中国的民营经济、民营工商业有了大的发展,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大批的工人和农民投资工商业,后来逐渐出现了全民洁商的情况
本文讲这些,并不是想在这里探讨讲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史,而是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们的思想根源。
现在,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民营工商业的规模应该说已经超过了国营工商业的投资规模,按道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民营工业的收益应该超过国营工商业。可是,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为什么哪?下面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1. 民族工商业“返祖”现象
“全民皆商”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声势,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大量的工人、农民、商人等在积累了一定量的资金以后,就忙不迭的进入了工商界,他们并没有贮备好相应的技术资料、市场资料和现在的管理思想,他们只是凭借着对钱财的崇拜,凭借着在学校火灾和人来往的言谈话语中积累的指示,利用自己全面或者不全面的能力盲目的干起了他们并不擅长,并不十分了解的工商业。其结果是一少部分人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市场的适销对路,很快发家致富,成为一人人谈论的“一夜暴富”。而另外一大部分人有一些是很快经营失败而倒闭,退出工商界,消亡在商海中。另一些人长期处于经营的不景气,苦苦的在浩瀚无边的商海中挣扎。
这是一种典型的“返祖”现象,他们的行为是用现代的技术、资金,用不合时宜的管理思想,用原始的手工业的管理思想去经营现代化的工商业,其结果不用多说就是失败和消亡。
即使用少数一些人,取得了成功,但是如果不及时的根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不更新自己的管理思想,他们在市场中也会被淘汰。
2. 民族工商业“盲从”现象严重,投资取向不合理
相当一部分人在进入工商界投资的时候,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分析和调查,只是看到周边的人由于经营“某某”产业而成功,他们很自然的、盲目的从众,跟着别人进入了自己不了解或不太了解的行业。自己很有可能看找同行业的别人在大把大把的赚钱,而自己的投资泉迟迟不能收回,更有甚者会连根烂掉,这是一种典型的“盲从现象”,它是因为投资取向不合理而导致投资失败。
3. 民族工商业管理思想落后
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者,他们的管理思想是保守的,他们还停留在原始工业时代,管理思想上还存在着封建残余,用人唯亲不放心任何外人,将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企业看成是个人的产业事必躬亲,把自己看成是这家企业的主人皇帝实施高高在上,等等。
其实,归根究底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管理思想落后,他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接受现代工商业管理思想,虽然很多人在搞ISO9000认证,在搞各级各类的产品质量认证,各级各类的管理体系认证。但是从思想上来说,他们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现代工商业的管理思想,或者没有完整的建立一套现代工商业管理思想,自己的思想深处还处处和现代的管理思想相抵触。
4. 民族工商业者没有和现代工商业发展趋势接轨
我们的民营工商业者们,大部分没有把振兴民族经济、振兴民族工业作为首要任务,而是把赚钱放在首位,这本来没有什么错误,毕竟空洞的口号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只给工人发放空洞的口号作为工资。毕竟这已经不是政治至上的年代了。可是振兴民族工业,并不是政治的需要而使我们生存的需要。
二十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各国各企业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市场,进行了并且正在进行残酷的斗争,其斗争的激烈程度已经呈现白热化。这就要求我们民族共也形成强有力的集团优势,形成产业优势和地区优势。倒退二十年我们的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可是如今中国的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优势已经被印度和非洲所取代,我们不再有这一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寻求新的优势,制造新的优势,使我们的民族工商业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动力,使我们地民族工商业处于足够的发展空间。振兴民族工业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使我们的民族工业在世界工商业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培养我们自己的品牌,民族的品牌,培育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优势的产业。这样才能在世界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使我们的民族工商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子孙才会有工作,才会有饭吃。
现代世界工商业发展的趋势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我们的民族工商业者从已进入市场就应该学会生存,就应该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顺着世界工商业发展的趋势而生,不应该逆着这种潮流而动。
上面这是简单的分析了一下我国民族工商业存在的问题,我们面临这样很多问题,如何处置哪?如何将我们的劣势变为优势哪?这就是笔者要讲的:农民怎样才能变为资本家哪?
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几个概念:
农民:众所周知就是一种地务农为生的人们。
企业家:以兴办企业,发展企业,经营企业为主要工作的人群。
资本家:以资本赚取资本,以资金投资各种工商业、工程项目和各类经济活动的专业人群
农民当然和企业家、资本家的区别非常巨大。但是,如果说起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别,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楚。其实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们绝对不是一类人。首先资本家投资各类经济活动,而企业家只进行企业经营。其次,资本家局对不会只对工商企业负责,也不会只依靠一两个工商企业,而企业家则决然相反。
我们的工商业者们,要想从农民变成企业家甚至是资本家,首先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1. 立项
仔细认真地进行市场调查,细心选择项目,严把立项关。选择一个有发展前途,适合自己的项目。
立项是一个企业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一个项目的确定首先要搞好市场调查,当你准备进入某一行业,准备投资建厂的时候不要盲目地看到别人干什么赚了钱,就去发展什么。要进行从分的市场调查。仔细的调查一下市场的空间有多大,你能占领市场上多大的份额,有没有足够的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
立项的时候除了要搞一定的市场调查,还要结合当地的情况,摸清当地的资源情况,尽量的利用当地的资源。
另外,立项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当地的产业结构,尽量符合当地的产业结构,能与当地企业形成产业链条,但仅量不要重复。
2. 确定企业设计方案
企业一旦立项,接下来就是进行企业的设计方案。根据前期市场调查的基本情况,结合自己的资金情况,对企业的规模,选址,企业的设备、产量、产值、利润、效益、市场占有量、以及企业发展的规划、市场开发的规划,产品研制开发的规划等等一一进行严格的计算和设计,严格进行企业建立和发展的规划设计,形成企业建立可行性报告和企业发展和规划报告。然后仔细研究,反复推敲加以确定。
3. 确定资源配置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确定企业的各种资源配置,资金,能源、设备、厂房、交通运输、人力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等应该合理的配置。

6、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怎么样

民营企业的现状和发展环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克服了基础薄弱和先天不足等劣势,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客观地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正从发展初期向发展中期转变,向着更合理、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1.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人们对民营企业的认识仍然存在着一些影响其发展的情况,如民营企业在融资等方面较之非民营企业存在着更多的障碍,尚未取得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待遇,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2.管理水平低下。我国目前的许多民营企业都选择了家长式管理模式,管理体制主要表现为“家族”和“亲缘化”特征,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式决策,经营者既是资产所有者,也是资产经营者。当企业具备一定规模,家长式管理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界限模糊,缺乏“纠偏”机制。
3.人才机制不灵活。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但现实条件下大多数民营企业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危机和信任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家落后的“资本雇佣劳动力”观念,认为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只是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只要有高薪,市场上多的是优秀人才,而没有从思想意识上真正重视过人才和他们的人格尊严。加之民营企业任人唯亲的用人方式,使优秀人才难以真正融入民营企业,因此,他们通常持打工心态,只关心眼前利益,对企业没有认同感和长期扎根的观念。
4.企业生命周期过短。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5000家民营企业,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只有430家,其余91.4%的企业已烟消云散,生存期超过8年的企业仅占总数的3%左右。
5.决策盲目,风险经营。民营企业的发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这在一个曾经长期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非常正常的,但却使一部分成功的经营者因此而淡化了风险意识。

7、跪求文献综述写法及范文!!!

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

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 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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