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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反腐需

发布时间: 2021-04-08 14:00:33

1、国企反腐倡廉如何才能做到?

首先,从领导层做起,这些大官是领头羊,企业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尤其是国企,大多数还是党员,要廉洁奉公,洁身自好,时时刻刻以党的纪律为行动准绳,处处按照党章严格要求自己,不然就会上行下效,造成滴漏效应。这当然是官腔。(注意,不是以为了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是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站在一名普通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从精神和物质上关心下属,爱护职工。
其次,位于金字塔中部的管理层,你们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纽带,是贯彻领导者战略意图的有效执行者,将企业战略化繁为简,化广为精,灌输给基层员工。别想在这里或哪里“耗羊毛”,或以各种借口欺上瞒下,压榨基层的薪水。
最后,基层也不要以为企业的反腐倡廉与己无关,要从思想上重视,做好本职工作,不要耍小聪明,更不要凭关系、走后门,以一种卑劣的手段损人利己,这样做更会让人看不起你,轻贱你。

但上面是桃花源式的理想世界,在中国这样弊病丛生的社会中,要想不腐都难,做到以上几点很难,可以说不抱任何信心。

2、反腐败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你好!
1.应当加快法律的完善,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处于快速的发展期,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制的不健全,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讲,就是官员腐败所获得的收益与之后受到惩罚的不对等,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因此加快法律的完善是有必要的,让法律有足够的威慑力,减少因腐败而产生的损失。
2.应当加快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完善,减少乃至避免权力寻租的出现
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市场主体—企业会出现通过向政府官员贿赂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进行公平竞争,官员也会为了实现权力效益的最大化而与此类企业合作。因此,我们不仅要发展市场经济,也要通过成立证监会等机构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如中科创业的K先生吕梁与官员相互勾结,在股市上覆雨翻云,导致股市的混乱。最后,公安机关介入,才结束了这个闹剧。因此,可以看出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使腐败的途径得以减少。
3.加强官员自身的修养,提高他们的法律和道德素质
由于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官员有着“官本位”思想,在古代,官员更是以“父母官”自居。因此,要减少腐败还要从改变官员的思想开始。例如,可以让官员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学习优秀官员的先进事迹,同时,在教育上,要更加广泛、深入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宗旨。如央视播出的反腐倡廉的公益广告,不仅让官员受到感染,也会让公众改变自己的思想,即官员与群众之间是相互信赖的关系。官员能做好本职工作,不会伸手要钱;群众也不会有不给钱,官员不给办事的想法。也许这样,我们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会更快,腐败这一问题也会变得更少。
4.加快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更为强力的反腐机构,并赋予它们更大的权力,减少其所受掣肘
在反腐的过程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反腐官员在监察过程中会受到其他权力的干扰,导致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在我国,地方司法机关除了要对上级机关负责以外,还要被地方政府限制,因为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来源得自地方财政的支持。这就让司法机关进行工作时会受到除法律以外的阻碍,同时,纪委虽然可以对官员进行调查,但往往会使调查行动暴露,使犯罪分子逃之夭夭。所以,为避免因权力不够而导致监督机构无法很好的履行职责,就要加强它们的权力,同时还要改变传统的办案方式,加强各机构间的合作。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CPIB),这两个机构的成立使香港和新加坡的腐败现象大为减少,使两地得到安宁。这两个机构都有极大的权力,大到政府首脑,小到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它们都有权力对其进行调查。同时,它们还具有“秘密调查权”,对官员的调查不需要经过其他机构或个人之手,这样就避免了官官相护的现象,使腐败不能被隐藏。香港便是在反腐败多次失败后,于1974年通过《廉政公署条例》,成立了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有大多数的警察腐败,影响了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这之后,新机构的成立不仅纠出了一大批腐败分子,还形成了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制,使香港社会得到稳定。
5.反腐败的成功还需要领导者的政治决心
领导者掌握着国家和社会的大部分资源,有着足够的能力去解决一些社会顽疾,而解决腐败,同样也需要领导者的关注和决心。新加坡的腐败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早期,而其反腐败历史也是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然而一直没有太大成效,直到1959年自治及人民行动党执政,才得以改变,这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则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坚强决心。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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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反腐,完善法律,快速的实现了法治,并且成立CPIB。保护调查局的独立性,不受任何人干涉,对于举报的市民也有保密条例,并且犯罪嫌疑人也有进行告知自己所知的义务。同时,为了防止公务员包庇或是参与腐败,公务员也有进行检举的义务,否则知情不报也是犯罪行为。正是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一扫腐败的乌云,维持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新加坡成为和香港一样的“亚洲四小龙”。
6.建立财产公示制度和高薪养廉制度
为防止官员腐败,就有必要提高透明度,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还必须是官员的个人财产也透明。公众了解了官员的财产状况,才可在平常的监督活动中判断了解官员是否腐败,形成有效的监督。从成本—效益角度,建立高薪养廉制度,可以增加官员腐败的后顾之忧。在建立此制度的新加坡,最高领导人即总理的薪水在2010年为230万美元,是世界薪水最高的领导人。同时,颁布了《行为与纪律》准则,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和选拔。这样,官员就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受贿,面对腐败的高风险,一旁是非常高的、足以使自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的薪水。在这方面的选择是可以预料的,官员必定不会涉足腐败,而腐败现象也必然减少。
7.反腐败还应重视外部监督,应得到更多人民大众的支持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反腐败成功的重要的条件。如2012年下马的诸多高官中有陕西原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广州市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

3、国企中层干部贪污受贿到哪里去举报

举报的途径比较多的:

(1)可以直接向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举报,这也是直接侦办贪污犯罪的机构;

(2)可以向国企纪检监察机构举报,如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驻该企业的纪检小组;

(3)可以向国有企业管理机构举报;

(4)可以向当地反贪局举报。

《刑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3)国企反腐需扩展资料:

《刑事诉讼法》:

第十八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案例: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国有企业尤为紧迫。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正风反腐的步步深入,一些违纪违法的国企高管相继被查处。截至11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中,已发布171名国企高管接受调查或被查处的消息。这些案例的背后,一些共性问题值得关注。

必须盯紧身处重要岗位的“关键少数”

“一些领导人员围绕业务开办关联公司进行利益输送”“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搞权钱、权色交易”“ 一些企业领导人操控审批权谋取腐败‘黑金’”……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向央企的巡视反馈中,“领导”二字频频出现,仅2015年第一轮专项巡视反馈,就出现了85次以上,警示国企领导人员廉洁风险的严重性。

“纪律审查”栏目发布的案例,充分印证了这一判断。171名落马国企高管中,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的共104人,约占总数的61%。

其中,以二级公司一把手为主,但也不乏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林,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这样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企业一把手权力相对集中,在监督制约不够严密和有效的条件下,很容易成为脱缰的野马,滑向贪污挪用、权钱交易的深渊。”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课题组组长邓联繁教授说。

一把手被“围猎”风险高,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也不容忽视。中央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发现,这些人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企业资源、资产、资金的管理处置权,也容易成为不法之徒争相“围猎”的对象。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工程师张哲英就是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增工程量套取巨额工程款据为己有。

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171名落马国企高管中,副职和其他班子成员共52人,约占总数的30%;关键岗位负责人,如总会计师、办公室主任等共15人,约占总数的9%。

透过这些案例和数字,就不难理解巡视组建议国有企业“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划定权力运行范围,加强重点岗位、关键岗位的监督制约”的良苦用心。

必须加大对关键领域的监管力度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报告强调,要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

这一论断的背后,有着充足的数据和事实支撑。171名落马国企高管中,大多来自能源、通信、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

其中,能源领域最为集中,仅石油、电力、水力领域就有47名高管落马,约占总人数的27%。

其他比较突出的领域依次为机械制造、金融、文化传媒、钢铁冶金、通信、建设、运输、旅游等,反映出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行业正风反腐形势的严峻复杂。

“这些领域的企业关系国计民生,且大多资本雄厚,由于行业特点多处于垄断地位,掌握着稀缺的市场资源,容易成为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的重灾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贺夏蓉说。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今年10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17万亿元。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资本正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强化监管的任务更显紧迫。

掌控密集资金,也使得国企贪腐案件往往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如广州市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经理张新华,不仅收受巨额贿赂人民币9000多万元、港币800多万元,还伙同他人共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合计人民币2.4亿元,成为近十年来广州市纪委查处的单个领导干部涉案金额最大的一宗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中一些腐败分子为获得更大利益,常常在经济上相互牵连,共同进行贪污腐败活动。因此,对他们的查处有时也表现出“查处一个、揪出一窝”的现象。从中央纪委网站公布内容来看,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家就相继有7人被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则以6人紧随其后。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对关键领域的监管力度。在加强巡视等外部监督的同时,也需要国有企业不断完善内部监管,通过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斩断利益输送链条,压缩腐败滋生空间,通过从严问责等方式,把压力层层向下传导,努力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

4、国有企业反腐问题

思想认识上,少数企业领导人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现象,抓生产经营“硬”,抓反腐倡廉建设“软”,片面强调企业特殊性和市场经济属性,怕反腐倡廉影响企业发展。尤其一些境外企业,多强调政治环境的特殊性和党的工作秘密性,监管工作依托于驻地监管机构,重经营,轻党建,轻廉洁。
组织建设上,一些企业借《公司法》对加强企业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建设无具体要求,对增加其组织层次和经费保障态度模糊;个别企业领导甚至还想以监事会、审计部取代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因而导致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二、三级企业纪检监察人员编制很少,有些或设兼职,或根本没有
制度体系上,目前国资系统和国有企业的制度规定执行力不到位,如职务消费、“三重一大”违规决策、公车私用等现有制度规定因不切合企业实际和国情而难以被追责;又或如重大事项报告、人员选拔任用、厂务党务公开等制度因操作性不强、责任部门不清而基本上形同虚设;境外国有资产监管问题及其制度建立与鼓励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快速推进要求也还不相适应。
监督体制上,由于国有企业监督部门人员的薪酬、福利受制于被监管的同级领导,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现象甚为普遍,纪检监察部门明哲保身,致使许多合情不合规的事情如企业领导的职务消费、宴请接待、公车私用等尾大不掉。同时也存在监督机构和人员不善监督、不会监督、工作能力不够强的问题,更有某些内地公司总部对境外企业监管鞭长莫及,至而造成监管真空。
保障机制上,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新三会、老三会职责交叉不清,企业“一把手”说了算、“一言堂”现象大行其道,对企业主要领导的监督仍很乏力,大案要案时有发生;加上目前企业主要领导任用由政府组织部门负责,管事、管资产由国资监管部门负责,管人与管事、管资产相互脱节,一旦出事则难于对用人问题追责;更有一些企业仍未将反腐倡廉建设按照责任制的要求落实,把具体工作交由纪委代抓,存在“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领导恐怕比员工更应该主义言行吧?多多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共产党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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